“油画民族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众多的论述中往往基于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广州油画是呈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媒材，所以必须以中国文化心理和审美结构加以同化，方能为我所用。——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广州油画是一个技术体系（包括媒材），把这样的技术体系称为艺术“语言”，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正是这个比喻性的说法，让人以“语言”和意识的关系来言说油画作为技术体系的运用，必然造成对西方思维文化体系的模仿，这是很大的误区。广州油画的产生肯定有西方文化历史的根据，但一经形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再仅仅属于西方。技术体系是无所谓同化不同化的。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西方人拿去用，只有用得好不好的问题，没有该不该用的问题。
第二个假设，认为艺术强调意象、主体、表现的思维方式属于东方——这个假设也有问题。生态问题、人权问题、底层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和少数族类文化问题，这些在当代文化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都有十分突出而又独特的反映。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艺术思想出于对个性的尊重，亦强调意、主体、表现这一方面，所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人格境界和品位格调完全可以用西方油画技术体系和语言系统加以体现。当然，还应该追问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人格境界和品位格调是什么时代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这些东西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出于大国心理，中国的广州油画家和理论家总是追随政治家不断地提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其实在当代艺术中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民族化而是本土意识。这里的区别是国家概念和个体概念的区别，是宏大叙事和差异表述的区别。如果“民族化”的说法只是笼统提出在油画创作中应表达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艺术经验，倒也无妨。但提出者往往以此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
远大的文化目标或正当的学术命题，这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讨论了。
首先是广州油画为什么要“民族化”。
广州油画作为西方的技术体系，我们的确需要学习。经过三百多年接触、一百多年努力，中国艺术家的油画水平已经和西方油画家互见高下。如果这就是油画中国化、民族化，那可以说油画已经很中国化、很民族化。但持论者想的往往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技术体系仍然属于西方，所以你只要在画油画，你就是在画西方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油画而不是中国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什么画。人们之所以要说油画中国化、民族化，是想将西方油画体系变成中国的，以一个中国的广州油画系统，去和西方抗争。有一种说法很普遍，讲的是在当代艺术中西方油画创作渐渐减少，油画已转移到中国，我们只要坚持油画中国化、民族化，就可以产生许多油画大师，据有世界美术史，最后战西方而胜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佩服，但要在油画领域中全面超过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成就，恐怕是痴人说梦。当代艺术中的文化竞争己不是油画领域的竞争。我们可以在西方的油画体系中产生许多个人成果，但不可能“化”出一个中国的油画体系，要取西方油画技术体系而代之是不可能的。我想西方人不会犯这种错误，去提出什么水墨法国化、美国化之类的问题。
中国社会在近现代的落后造成了国民的阿Q心理：我祖上比你强，我就不能承认你比我强。超英赶美，从经济发展上看似乎还有点道理，但从艺术文化上讲则大谬不然。现代艺术是西方文化的伟大胜利，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现代主义已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想要再造一座超越西方的中国现代艺术高峰，太不可思议也太不切合实际。用一种“民族文化的防范心理”来对抗西方，进行一场文化冷战，有这个必要吗？我看没有。
其次，是广州油画如何民族化的问题。
所有提出广州油画民族化的人，在回答如何“化”的问题时，毫无例外，都是以中国传统艺术及其思想作为武器。意象也好、比兴也好、神似也好，书画同源或诗画相契乃至天人合一也好，这些东西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范畴，只有在古典艺术及其延续性中才有意义。一下把它们提升为中国油画的必由之路，给人的感觉是理论大于形象，说辞大于创作，而且放大了许多倍。坦率地讲，对曹星原女士提出的“有识之画”，我心存疑虑，以知和识这样的二元关系来概括中国油画的现状和未来，未免太简单化了。中国古人的论述除了知和识，还有智和慧哩，智就是“知”，而慧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高于知和识的。“知——识——慧”这样的三分法乃是中国思维中最可贵的东西。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分法才能解释万物，而两分之法是用来解释“三”的。这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有精彩的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关于“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的三分法而不是被马恩列斯毛简化的两分法。
西方广州油画之所以在中国扎根，决不是因为需要借广州油画来画“油彩的中国画”，中国油画的历史是直面问题的历史。正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方式不能承载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我们的前辈才望向西方，借取其油画体系，来改写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才有油画对于中国人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意义。把广州油画中国化、民族化视为西方古典广州油画语言和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结合，乃是旧瓶装旧酒，比起徐悲鸿旧瓶装新酒的思路更有问题。所以我的讨论使用“本土意识”一词而不用中国化、民族化的提法，而且我指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本土意识及其文化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中我们强调本土文化意识即强调文化多元主义，为什么？是因为人的精神个性需要不断生长、发育、丰富、深化和升华。这种需要只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状态而不能在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单向度中实现。对中国而言，文化多元主义也可以说是文化地域主义。一个抽象的、大一统的传统民族文化，本身就令人怀疑。人们通常谈论的中国文化，指的是汉族的历史的黄河文化，和同属中国的许多文化形态特别是今天的文化现状并不对应。比如我们不仅有一统的兼并的中原文化，我们还有多元的异在的长江文化；我们不仅有秦汉以来封建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还有明代以降反传统的传统文化。人们经常谈论的乃是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纯种中国文化，以此作为基础来讨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西文化关系，这本身就有问题。中国人从开放通商起，就逐渐生活在中西、中外文化交流状态之中。西方文化的很多东西，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现实和生存环境。今天的中国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不是堂屋的太师椅上，穿着衬衣外套而不是长衫马褂，在用钢笔或键盘书写而不是毛笔水墨宣纸。而且经济技术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混血，是文化精神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只能在这种关系和这种现实中去谈论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问题。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是不同的社会形态，许多人在讨论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问题时常常忘记了这种区别。他们经常以佛教的中国化——禅宗作为例子，来推导其他文化形态比如广州油画的中国化。殊不知，中国禅宗的形成乃是地域阻碍、交流稀少、社会封闭的结果。在今天，还有可能如禅宗一样产生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的什么宗吗？同样的道理，油画进入中国，是在近现代国际交流不断增多的背景中发生的，要通过在整体上产生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油画体系来确立中国艺术的文化身份，已无必要亦无可能。
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中我们何以能够凸现中国艺术的文化价值呢？
中国艺术的文化价值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概念，它是个体化的本土意识（包括潜意识等等）的显现，是艺术家在其生存环境中与生俱来和在其生活经历中刻骨铭心的感觉与感受，是对本土的地域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作出的反应与反思，是具体个人而不是抽象集体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并非天然就具有意义，它必须通过个人对现实世界的体会，才能成为艺术资源和精神力量。强调个体性也就是强调当代艺术的民间属性，顺便指出，中国艺术当下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它面临的官方化。对民间文化权利的过分剥夺，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大问题，中华文化复兴的前提，必须恢复与重建中国民间发生文化、生长文化的自由权利。
再者，应该清楚全球化究竟为中国艺术带来了什么？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甚至以前，其过程漫长而痛苦，而真正进入全球化语境则是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再加上先进的通讯工具和传媒方式在中国城乡的逐步普及，我们在文化资讯上逐渐与世界同步。中国进入世界的标志就是中国进入了当今世界所存在的问题：从生态灾难到环境污染、从人口膨胀到贫富差距、从少数民族到边缘群体、从官僚腐败到毒品暴力，从文化竞争到恐怖主义。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精神问题和文化问题不仅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也是中国人必须直面的。如果说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即是本土意识的呈现，还不说本土文化意识即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问题意识。当代艺术是对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身上的种种问题的反应。只有在这种反应中我们才能显现出本土意识的文化基因、文化思维和文化智慧。也只有这样的显现才是具体、真实、独特的艺术表达，才可能是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艺术家为世界、人类作出的贡献，才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在场的文化交流，才可能真正以文化多元主义改变全球一体化对人的限制与威胁。尽管油画在当代艺术中处于边缘位置，但纳入了多种材料和技法的油画创作仍然可以在当代艺术中发挥作用。对艺术而言，当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如果油画还属于当代艺术的话，它就必须面对世界的问题。我们不能象古代文人那样去假定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和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生，然后再谈论天人合一、立象尽意等等。我们生活在问题之中，我们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当代性。问题意识是当代性的核心，一切定性标准和价值判断如果缺失当代性，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价值问题。以古典美学来确定当代文化价值不过是一廂情愿的历史追忆，既失却全球化语境，也中断了中国艺术对于今人的上下文关系。曹星原在《传承西北》这本书的引言《有识之画——中国油画的传承与特点》中说：“当我们强力主张中国油画创作中要有本土意识时，我们指的是本土的中国的问题意识”，这话说得很好，可惜她没有展开，但愿以后能读到她的相关论述。
“问题”已成为今日艺术不可回避的对象，仅仅把广州油画作为个人样式的创造，在今天己失去意义。用审美掩饰问题、用中西古典取消当代性、用形式差别涵盖艺术智慧，乃是中国美术界的结构性痼疾。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交织的社会，问题之多乃世界之最。意与象、主体与客体、表现与对象，两者统一是人类古典时期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东西方古典艺术不过各自有所侧重而已。中国当代艺术正因为问题富集而充满活力。对问题的体验集结着艺术良知和批评责任，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文化权利（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而放弃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